【文学评论】小人物向何处去

作者：张凡 宋园园

《玫瑰开满了麦子店》（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是青年作家石一枫继《世间已无陈金芳》《特别能战斗》《借命而生》《心灵外史》之后，又一部描写小人物悲欢离合的力作，它仍延续着作家关注游走于大都市空间里小人物命运的书写传统。石一枫将笔墨汇于“麦子店”这一大多数来都市闯荡的年轻人都曾经待过的地方，绘声绘色地呈现出最具“京漂”身份及性格鲜明、形态各异的小人物群像，揭示理想和现实的反差，预示现实中的两难处境，从而完成文学作品以现实主义精神来观照、来反映社会生活。

石一枫曾在《不许眨眼》的《后记：夜路明亮》中提及，“我仍愿意将文学比喻为灯。文学作品是灯，文学精神是灯，好的作家本人也是灯。不只反映生活，而且照亮生活，我们的夜路也将明亮起来。”换言之，一部好的文学作品是将现实生活浓缩提炼出一般规律或发现一种问题，并就将这一般规律或问题示人，引发万千读者以深思并从中获得某种启示。

表面上看，《玫瑰开满了麦子店》这部长篇小说的情节设置并不太复杂，而事实上却是一波多折、一地鸡毛。首先，小说描述了实现不了的梦想和接受不了的现实。小说主人公王亚丽遇到做房产中介的老乡郭立城，在“他乡遇故知”的机缘巧合下成为常人眼中的“男女朋友”。而实际上他们俩不过是在一个陌生的城市里“搭伙过日子”：郭立城梦想着开一家属于自己的中介公司，王亚丽则梦想着成为公司的老板娘，再不用受颠沛流离之苦。然而结果呢？急于想成功的郭立城通过“飞单”牟取了一份不该属于自己的钱财，差点招来杀身之祸；他把个人钱财寄放在王亚丽手中，也给王亚丽带来不必要的麻烦。两人的生活由最初的看似有礼有节有序到后来的无序、烦乱，甚或不堪，这中间揭示的是“北漂”青年，尤其来自偏远乡村的年轻人在残酷的现实面前个人理想由最初的幻想到最终的幻灭的一步步过程。

其次，小说也着重再现了现代都市生活中普遍存在的信任危机问题。作为小说女二号的岳晓芬，在主人公王亚丽身处穷困潦倒之时伸手相助、带去难得的人间温情和精神上少有的慰藉，同时以“团契”的形式来缓和王亚丽内心深处对不确定的未来的惶恐和焦虑。小说中的岳晓芬，给王亚丽提供了一顿免费的餐食，这让孤立无援的王亚丽顿时对其产生了好感；随后，岳晓芬还给摔伤住院的王亚丽垫付了医药费，更让王亚丽对眼前这位身在他乡的“亲人”深信不疑。于是，毫不犹豫地将郭立城准备开店的十万元打给了岳晓芬、让其保管。然而，小说在这种情境之下却话锋一转，被王亚丽充分信任的“亲人”岳晓芬，偷偷地拿走了十万块钱消失在人海中，导致王亚丽对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产生了巨大的认同危机。于是，她开始怀疑岳晓芬、怀疑郭立城，甚至怀疑自己进城的初衷……可就在行将绝望之时，王亚丽得知岳晓芬偷拿走这些钱是为了看病，又因手术不成功而生命垂危。这种情形下，无论王亚丽做出什么选择，都是十分艰难的；最后她只能一个人默默走开。当然，文本中像这种“两难”的设置不止一处，在给房东大爷施展“仙人跳”这一情节中同样有所再现。王亚丽和郭立城自以为借此可以骗得钱财、全身而退，但中途得知，房东大爷只是看着王亚丽长得像自己死去的女儿，想给她拍张照片留个念想……这又使得他们的行为变得荒诞而又难以让人理喻。

需要指出的是，作家在文本中不断制造这种“两难”的抉择及其设置，不但能够推动故事情节的步步演进，而且也随时牵动读者的心，引发读者展开进一步的思考。可以说，作家石一枫小说高妙之处便在于小说几乎都是这种类似的开放式结尾——也就是在结局之时制造这种“两难”，引人入胜。比如小说《心灵外史》中的大姨妈最后的结局也出现了两种：一是抑郁症患者“我”眼中看到的那种景象，另一个则是附上的一份警察审讯记录的情况，出现两种结局供读者选择。然而，无论选择哪一种，都会让读者产生一种对命运的一声叹息和无可奈何。同样在长篇小说《玫瑰开满了麦子店》中，当郭立城与大爷扭打在一起时，王亚丽选择朝着治安岗亭走过去，“刚开始快，步子也是乱的，后来就越来越慢了，不时还歪着脑袋，往天上的什么地方看一看。但她却不是在迟疑，而是又在回忆着什么事情。”走到治安岗亭报警，意味着正义得到伸张，郭立城将会受到应有的惩罚，自己或许也会受到牵连，但这种无序、且漫无边际的潦倒生活马上就能回到正常的轨道，从此以后内心也会树立起适合城市生存的价值观；反之，走过去没有报警，则意味着这些荒唐的事情没有得到及时的制止，可能还会在随后的生活中继续发生，继续过着没有原则、没有头绪的烦乱日常与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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