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文学成就了曹乃谦

曹乃谦的小说是用力写出来的，不是什么无意求之、浑然天成的。他多用方言俗语，看似土气，实则精致、别致。汪曾祺读了《到黑夜想你没办法》，脱口说好，写了一篇评论。文中有两处评语，评价甚高，其中有一处专门说到了小说的形式和美：

小说的形式已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朴素、一般意义上的单纯，简直就是简单，像北方过年夜会上卖的泥人一样的简单。形体不成比例，着色不均匀，但在似乎草草率率地勾画出的眉眼间自有一种天真的意趣，……我想这不是作者有意追求一种稚拙的美，他只是照生活那样写生活。作品的形式就是生活的形式。天生浑成，并非“返朴”。……

语言很好。好处在用老百姓的话说老百姓的事。这才是善于学习群众语言。……群众的叙述方式是很有意思的，和知识分子绝对不一样。他们的叙述方式本身是情致的，有感情色彩，有幽默感的。（《汪曾祺散文全编》，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

汪曾祺是小说大家，他的评价自会影响到不少读者和评论者，或许很长一段时间内，会被视为是不证自明的、权威的看法和观点。实际上，现在一些评论文章在谈到曹乃谦小说时，“土气的”“方言俗语的”“本色的”“浑成的”等等似乎可顺手拈来的一些词语，已难越出汪曾祺的评语范围。

汪曾祺的观点本身也不是不可议论的，从理论上讲，存在不少问题。第一，小说就是“做”出来的，小说的形式就是作家选择的结果，不管哪种形式的小说，无论单纯、朴素，还是繁复、多变，皆为作家“做”出来的样子。作品有形式，但生活无形式。第二，既说“形体不成比例，着色不均匀”，又说“天生浑成”，令人疑惑。其实，所谓“天生浑成”依然是人为的特点，亦即巴金先生所说的“最高的技巧是无技巧”；形体不成比例，着色不均匀，等于说技巧上出了问题。第三，群众的语言从来就不是精致的，相反，只有知识分子才会追求精致。至于说到群众的“叙述方式”，或许群众在生活中形成特殊的话语方式，可如果一个作家把此种方式直接移植到自己的小说里，这样的小说是不会有人要看的。其实拿群众说事，尤其拿群众说文学之事、说创作之事，还是过去时代集体主义的余绪。

曹乃谦的小说创作，力道很足，缺点在于用力甚猛，猛得过了头，结果便成了汪曾祺所说的“稚拙的美”。一个小儿，成长过程中言行稚拙，会童趣十足，可爱；一个成年人稚拙，那不显得吃力吗？文学上、艺术上亦是同样的道理。曹乃谦的小说，凡显稚拙的地方，大体上稚拙有之，美则一点儿也无。有些作品表面上显得平实、老实，或者质朴、朴素，其实力气使得大，青筋暴露的，不好看。包括词语、句子，看似村言土语，细察则不无修饰，刻意为之，还是作家本人的话语。比如《黑女和她的二尾》一篇，二尾是只鸡，公母一体，既能下蛋又能打鸣，打起鸣来，全村的公鸡母鸡也跟着叫，“二尾子就是这么的领着全村所有的鸡子叫来叫去，不让人们睡觉不让人们犯迷糊，要叫人们清清醒醒地活”。一只不公不母、既公又母的鸡，半夜瞎叫，竟然是为了让全村的人“清清醒醒地活”，此物的觉悟未免有点太高了吧？这种对人和物的描写背后，半隐半显着一个比小说人物高出许多的叙述者；径直说，某些时候就是作家本人，于叙事进程中忍不住探出头来，对事件及人物作几句点评，以强化读者的印象。这已经成了曹乃谦小说的一个基本模式。

再举一例。短篇小说《贼》的主人公，名板女，于三年困难时期偷来粮食，送给自己的相好，因此而被丈夫打断了腿。这不仅没有吓倒她，反而促生了一种力量，只要有吃的，即使深更夜半也要送去。小说结尾写道：

真黑。

黑得啥也看不见啥。可板女就是能看见路。

路在发光呢。

她拐起了腿，一颠一颠地加快了步。

路的那头，她的奶哥哥在等着她。

“路在发光呢”，这句带有诗意的描述，以内心的真爱以及因此而生发出的“光”，来比照夜之“真黑”，显然是叙事者从外加上去的句子，修饰性很强。一位农妇是不可能想到、说出这种话的。

除此之外，外国文学中的一些形象、细节以及某种寓意等等，也是构成曹乃谦小说的重要因素。

曹乃谦在不少访谈中说道，他有四千多册藏书，其中四分之三为外国文学作品。曹乃谦是诚实的。他专门写有一篇文章《我的外国文学之最和我究竟模仿了谁》，历数了他喜欢的外国作家和作品。他对自己喜欢的外国作品，有时到了痴迷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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