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文学评论

海明威评论六十年从冷清到繁荣

欧尼斯特·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1899—1961),现代美国现实主义小说家,在我国拥有大量读者。从1933年黄源在上海的《文学》杂志发表第一篇评论《美国新进作家汉敏威》以来(以下均改为海明威),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今天,他的作品已全部译成中文,有些作品出现多种不同版本。海明威成了大学生和研究生毕业论文的热门选题,也成了全国性美国文学学术会议的重要议题之一。海明威已成为我国学界和读者最感兴趣的一位美国作家,又成为中美两国文化交往的一个历久不衰的热点。

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今,我国海明威评论大体可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文革前17年,第二个时期是文革中10年,第三个时期是改革开放以来35年。下面将分别评述各个时期的特点。在评述前,有必要回顾一下新中国成立前海明威评论的概况。这个时期大体可分为两个阶段,即1937年抗日战争前和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至1949年,尤其是第二阶段中出现了我国海明威评论的第一次高潮,留下了值得纪念的一页。

一、1929年至1949年:海明威与中国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方政治和经济中心逐渐由英法转到美国。美国文学日益引起各国的重视。20世纪20年代成了欧美的“荒原时代”。巴黎变成西方现代主义思潮的中心。许多英美青年作家和艺术家在巴黎探索文艺创新的新路子。海明威以清新简洁的写实风格回应了盛极一时的英国作家乔伊斯的意识流小说,开创了欧美小说的一代新风,吸引了各国学界的关注。1925年,海明威第一部长篇小说《太阳照常升起》问世,引起了学界的重视。不久,《永别了,武器》(1929)出版,好评如潮,奠定了海明威在美国文坛的地位。随后,他笔耕不辍,新作不断问世,已发表的短篇小说也结集陆续出版。到了30年代,海明威已成为一位享有国际声誉的新进小说家。

1929年,上海水沫书店出版了黄嘉谟译的《美国现代短篇选集》,收入海明威的《两个杀人者》。但其他作品尚未译介,更没有评论。虽然上海放映过电影《永别了,武器》,民众对海明威仍很陌生。1933年9月,上海的《文学》杂志发表了青年作家黄源的文章《美国新进作家汉敏威》,同时译载了他的《暗杀者》。翌年,上海另一家刊物《现代》刊登了叶灵凤的《作为短篇小说家的海敏威》。1935年,赵家璧又在《新中华》杂志刊登了《海敏威的短篇小说》一文。同一时期出现的还有施蛰存的《从亚伦坡到海敏威》。1935年,赵家璧在《文学季刊》上又发表了《海敏威研究》。这个时期,评介文章仅这5篇,篇幅不太长,但海明威渐渐在我国文学报刊上露面,意义重大,值得重视。

上述5篇短文反映了我国学界早期对海明威的评价。首先是肯定海明威在欧美文坛崛起的成就和地位。黄源认为,“眼下我们一谈到美国的现代文学,便少不了提到他。……他是同时代作家中最有创意的作家。……海明威在小说中显示了他的人生观与技巧,同时又证明了他是个彻底的写实派作家。”赵家璧称赞海明威的散文“简洁明朗、清新可读”,他是“英国散文中的伟大天才”。[1]其次,赞扬海明威开创了欧美小说一代新风。赵家璧强调,海明威“抛弃了当时最流行的心理分析,而把一切归还到动作的本身,把官能印象,作为他写作和生活的中心,是含有重大意义的。”[2]叶灵凤进一步指出,“十年以来,在世界文坛上支配着小说的内容和形式的,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他的风靡一时的精微的心理描写,将小说里主人公的一切动作都归到‘心’上……但是,现代世界的生活并不全是这样悠闲的。海明威一流的作家所代表的便是这种对于乔伊斯的反抗。”[3]其三,肯定海明威以世界大战为题材的战争小说的特色。海明威也站在反战立场,但他只把世界大屠杀当做一幅远景,而注目在战后受战事影响者的实际生活。赵家璧指出,“海明威便是最反对现代文化的人……他在战场上得来的经验,使他看破了一切的文化,而把他所生存着的社会,看做一种虚伪者的结合。”他认为,海明威“是这样一个硬心肠的人,把所有近代文化以及社会传统否定了。”[4]由于种种原因,几位评论者没有深入阐释海明威怎样否定西方的近代文化和社会传统,但对海明威小说的特色说得很中肯,对其新文风与乔伊斯的对抗也充分肯定。上述这些评论大体反映了我国早期学界对海明威的看法。

1937年的抗日战争改变了蒋介石当局的外交政策,出现了中美两国关系的新转折。中美文化交往开创了崭新发展的局面。在这个历史语境下,我国海明威评论有了飞跃的发展,出现了第一次高潮。海明威的《战地春梦》(即《永别了,武器》)和《战地钟声》(即《丧钟为谁鸣》)、《第五纵队》和《蝴蝶与坦克》等被译介到中国。[5]海明威关于西班牙内战的作品特别受到我国文化界的欢迎。《战地钟声》的反法西斯主题激励了中国读者的爱国热情,鼓舞了他们顽强抗击日本侵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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